老舍的死按天十倍配资平台，即使在那个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惨死的荒唐年月中，也是一件很突出的历史性的大事。再没有比老舍之死更能说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丧失人性的极致了。
老舍是一门心思的爱国者，他和他的同辈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痛感一百年来的民族屈辱，寄厚望于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一解放就从生活优裕、创作条件良好的美国奔回祖国；他原是个对政治缺乏兴趣也可说是不懂政治的作家，却尽其所能地在五六十年代配合政治需要，历次运动中几乎可称“驯服工具”。从参加抗美援朝起宣扬和歌颂每一次政治举措，“赶任务”赶得很漂亮，即使像《龙须沟》、《西望长安》那样分明是应景之作，也都还像模像样，有别于以形象演绎政治的概念化公式化作品。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因此，北京市还给了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这在中国作家中没有第二人。他一直顺顺当当，在愈来愈“左”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他可能有苦闷，但没有受到冲击，这在老一辈正直的文人中也是罕见的。可是他终于没有逃脱毁灭一切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在血腥恐怖的摧残凌辱下被迫舍弃生命。我想他临死时横亘在他心里的应当是他自己写在《茶馆》中那句台词：“我爱咱们的祖国，可是谁爱我呢？”
展开剩余98%老舍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恙，人们几乎持同一理由，说是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这当然不为无因，但有个更重要的潜在原因：他不是当时文学权力中心的嫉恶对象。文学权力中心秉权诸公是“左联”时期被鲁迅斥责过的宗派主义代表人物，老舍那时不在上海，身在漩涡之外。秉权诸公是法定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上是庸俗社会学）的阐释者和裁判者，老舍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不碍诸公的事。秉权诸公是以征服者的身份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君临全国的，挟有惟我独尊的心态，对其他有威胁他们的权威危险的文学家均视为异类，必须压制打击之，而老舍在抗战时期可说是“中派”人士，战后在美国，原来和“左翼”无甚关系，不会构成对秉政诸公权威的挑战；老舍又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把他“统战”进来更能显示文学权力中心的大度能容。
所以胡风、冯雪峰、彭柏山、聂绀弩乃至丁玲、艾青等必须或镇压、或贬黜、或放逐，而老舍却能在惊涛骇浪中安度了十多年。直到文学权力中心连文学也不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权力，原来依附权力中心的秉权诸公，剥到后来也被一一剥掉时，老舍才遭到厄运。
老舍对突然袭来的打击猝不及防，精神一下就崩溃了。我爱祖国谁爱我？椎心泣血，只有以死来解脱，抗议。
此书采写人傅光明以“亲历”、“见闻”为题，访问了老舍夫人胡絜青老人、老舍的哲嗣舒乙，对斗争现场提供炮弹的作家草明，参与斗争现场的王松声、葛献挺、曹菲亚以及和老舍关系密切、可为老舍殉难见证的老记者黎丁、作家林斤澜等十二人，记录了悲剧前后的实况。这些文字真令人不忍卒读。未曾亲历“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一代和后世人可以从这一个案认清什么叫丧失人性，什么叫兽行，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本书的第二部分标题为“思考”、“反省”，面访和信访了巴金、冰心等三十五位老、中、青作家，包括台湾和国外人士。内容有对老舍其人其文的评价，他的生前轶事，他的死因的探索；更多的是呼吁社会痛定思痛，认真地回顾“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个世代文化、知识分子遭难的悲惨历史，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老舍的哀思。
环绕着老舍的悲剧，本书还编入了若干不是采访所得的有关文字作为附录，使这一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勾勒得更为完备。
采写人在面访和信访中，对许多对象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反胡风、反右运动中，老舍也表过态，批判过那些受诬枉的人，对此应如何评价？
我也受到了这一询问。我的回答是，在当时的环境和强大的压力下，老舍的表态属于可以容忍的范围。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公关语言。反右时期老舍的表态我没注意。反胡风对于我这个被株连在内的人有切肤之痛。在1956年9月我被释放后，和同遭株连的梅林同事。两人都被关禁了一年多，案发时各界的反应全然无知。因此我和梅林不约而同地在资料室翻阅当时各种重要报刊的合订本和有关杂志，了解一下各色人等的面目。
梅林和老舍不但在青岛时期就熟识，而且在重庆“抗敌文协”时期长期合作，老舍是事实上的文协主持人，梅林则是处理实际事务的总干事（或称秘书），所以他特别关注老舍当时的态度。老舍的表态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哎哟！胡风竟是这样一个人！这是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看来，这是响应声讨号召的最机智的表态。
至于老舍在反右时的态度，我在80年代才知道的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在主持了批判吴祖光的会议后，老舍却乘夜间探访新凤霞表示慰问。
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遣发回乡，音信闭塞，老舍之死是直到70年代初一个朋友下乡探望我时才得悉的，只知他被迫死了，详情全然不知。直到1984年，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日下恒夫先生赠给我他所著的《老舍小说考》和《老舍年谱》两书，才从《年谱》中得悉他遭殴辱和在太平湖中发现遗体的大致情况。现在，又从本书了解了这幕惨剧的原原本本，对我仍具有震撼性，一代喜剧大师的悲剧给人们留下了多少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啊！■
今年（1999年）是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戏剧家和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的百年诞辰。人们对这位不事张扬，在文艺界、教育界默默耕耘了六十余年的师长和前辈，充满了怀念和敬意。他的优秀品质和学术风骨，堪称一代楷模。
1赵家楼的火炬1899年，杨晦先生出生在东北辽阳小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便到当地邮局去当学徒。经过一段刻苦努力，边工作边学习，这位农家子弟竟然在1917年斗胆报考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的外语几交白卷，但作文却名列前茅。他被破格录取，成了一名北大学子。
两年后，传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北京学生愤怒示威游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声浪中，游行队伍来到了卖国贼曹汝霖官邸赵家楼旁。紧闭的铁门更加激怒了义愤填膺的青年学子，他们搭成人梯，爬上墙头，跳进院落，打开大门，而接待他们的仍是空宅一座，卖国贼早已逃之夭夭。怒不可遏的人群点起了一把火炬，将这座代表卖国和屈辱的宅第点燃了。杨晦先生因个子矮小，被同学举上墙头，他是首先冲进赵家楼的几个先锋之一，他是火烧赵家楼的爱国志士之一！
2“沉钟社”的中坚1920年北大毕业后，杨晦先生走入社会，教书育人，辗转谋生，足迹履及辽沈京津冀鲁晋闽等省区，业余也开始了文学、戏剧创作。1923年他的处女作四幕话剧《来客》发表于广有影响的《晨报副刊》。1925年冬，他和友人冯至、陈炜谟、陈翔鹤一起，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沉钟》周刊（后改半月刊）并出版丛书，一直坚持到1934年初，共出版34期。作为“沉钟社”的中坚，杨晦先生为这本文学刊物倾注了全力。它的“钟声”虽然并无力敲退弥漫全国的腐败和黑暗，也无力敲醒沉睡中的同胞，但它毕竟为中国新文艺的建设奉献了一份力量，也显示了中国文艺青年锲而不舍的决心和勇气。
因而，这份刊物和它的作者得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高度赞誉，称它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的作者们，唱出的是“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而它培育的诗人冯至后来则成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收入《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沉钟》期间，杨晦先生创作了《笑的泪》、《楚灵王》等话剧，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为《楚灵王》出版。与此同时，杨晦先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莫里哀的话剧，歌德、莱蒙托夫、爱伦·坡等人的小说，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以及一些文学论文。不幸的是，《莫里哀戏剧十五种》已经预支了商务印书馆的稿酬，但却因抗日战争爆发，连原稿也不知去向。莎剧《雅典人台满》的译本问世也在十余年之后了。
3特立独行的学术风骨杨晦基于自己多年的文艺实践，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界独树一帜，显示了卓越的学术见地和高洁的学术风骨。他的文艺论集《文艺与社会》（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年初版），正是这两方面的生动体现，也是40年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之一。其中的《曹禺论》，则是最有影响的名篇。当时，曹禺早已名满天下，成了中国的话剧泰斗，赞誉之声洋洋乎盈耳。但是，杨晦先生的《曹禺论》在充分肯定曹禺艺术成就的同时，不足之处，也讲得入情入理，十分尖锐。至今看来，仍不失其精警与深刻。
杨晦先生和研究生在一起
自1952年至1966年这位一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学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面对极左思潮，深感困惑的杨晦先生终于在1964年暑假里召开的北大党委扩大会上提出异议，并立刻成为大会的批判对象。然而，杨晦先生根据教育部1961年制定的《高教六十条》的精神，据理力争，始终没有随波逐流。从此，他成了中文系有名无实的“傀儡主任”，但他却更加赢得了中文系师生的敬重。
4身体力行 厚积薄发杨晦先生最反对急功近利，而主张刻苦学习，打好基础，厚积薄发。凡不好好念书而热衷于赶时髦、大写应景的文章者，无不受到杨先生的耐心劝阻甚至严厉批评。著名小说家刘绍棠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原想认真深造，但有些社会人士却一再掣肘，拉他放弃学业出去当专业作家，遭到杨晦先生的坚决抵制。但刘本人创作欲正旺，接受了社会方面的条件，办理了退学。为此，杨晦先生深表惋惜，而且认为刘以后一定会后悔。果然，刘晚年创作受阻，深感学力、识力、综合创作力不足，十分懊悔当年的退学。
杨晦先生本人则是厚积薄发的身体力行者。他晚年研治中国文艺思想史，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然而却总是临事而惧迟迟不肯动笔，他终生喜爱并卓有研究的元曲，也仅仅写出了两篇《论关汉卿》。正因为研究有素，厚积薄发，从《文艺与社会》到《论关汉卿》，杨晦先生的论著以少而精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由于晚年政治运动的干扰，也由于严重的眼疾，当杨晦先生想要整理、撰写自己的《中国文艺思想史》和《元曲论》时，已经力不从心。这不仅是杨晦先生终生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的严重损失。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如何也是中国文坛的大事，是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突破。我在莫言获奖的消息刚发布时，写过一篇博客，猜想莫言获奖的七大原因，其中提到，莫言获奖起码由这几方面原因促成：
一是题材独特。莫言的小说有很深的生活根基，他执着地描写中国北方农村底层，如同福克纳对于美国南方小镇的痴迷的刻画。莫言多部以高密乡为背景的小说连成一气，已经形成一个独立奇异的“文学世界”，那个对现代人（特别是外国人）来说遥远而又神秘的中国乡土世界。题材的独特性让莫言获得如此众多的读者，包括西方读者。不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可以说越“土”的，越有欣赏距离，也越引发好奇心，产生美感。
二是文化体察。莫言迷醉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缭绕在一代又一代普通子民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字面上或庙堂里张扬的那些文化，他对百年来民间文化的变异与坠落有锥心之痛，他几乎本能地呈现了这种文化之痛楚。这得益于莫言的土生土长，没有接受系统生硬的科班训练，却有丰富的见识（当过兵，入过党），他对文化的感觉几乎是原生态的。在他的文化的体认中又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读莫言的小说，常常可以照见自己的脸色。中外读者都不喜欢说教，在莫言作品中有文化的体察，却毫不说教。
三，想象力。莫言自己说在现实中他软弱无力，但拿起笔便力大无穷。这种“白日梦”的心理素质非常适合当小说家。莫言天性就极富想象力，当他阅读和接纳了南美《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便找到火山喷发口，让自己的想象不顾一切，驰骋无边。他的小说早就在“玩穿越”，现实与历史，当今与传统常常扭结交错，形成色彩斑斓的炫目图景。那种带有现代派意味的图景，和传统的写法迥然不同，更能刺激阅读快感，是中外读者都乐于接受的。
四，莫言很会讲故事，讲法奇诡新异，外国人也能懂。和那种偏重语言魅力的作品相比，以故事情节想象力见长的小说更适合译成外文，莫言自然也就占了这个优势。比如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功力不在莫言之下，但翻译成外文，那种特别的语感便不复存在。莫言主要靠讲故事征服读者，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已经翻译成各种外文，包括瑞典文。莫言小说适合改编电影，早在20年前张艺谋就根据莫言作品改编《红高粱》，曾一度风靡西方世界，谁也没想到这无形中也给这次获奖奠基了。
五，为评审圈所熟悉。如马悦然教授等，对莫言早有了解，有好感。作品是否摆到评委的桌子上，能否进入评委的“法眼”，极其主要。诺奖毕竟是瑞典文学院十几个评委说了算，是评委的文学判断。莫言的成功也要靠运气。
六，地缘。虽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看文学性，但毫无疑问也会受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13亿中国人百年来始终与诺奖无关，那么诺奖的世界性也会有疑义。这些年连西方报刊也都抱怨诺奖老是“西方面孔”了。猜想评委的投票在考虑首要条件的前提下，总多少会受这些考虑左右吧。
七，修补关系。前年给在中国监狱服刑的一位异见人士授予和平奖，顿然惹恼了中国，瑞典与中国关系至今陷于僵局。西方现在不可能什么都和中国作对，情况变了。这是现实。这次给所谓“体制内”的作家颁发一次诺奖，无论如何也会被人想到有一种修补关系的作用。何况诺贝尔奖往往都想玩点玄的，出乎意料，以显示其独立性。前天发布把和平奖颁给欧盟，世界哗然，甚至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可是细想，欧洲经济衰退，困境重重，这时给它奖，正好为之打气，还可以引发全球关注，又何乐而不为？这也是出奇制胜。
以上都只是感想与猜测。对诺贝尔奖我们国人既爱又恨，便生出种种焦躁或者酸葡萄心理。其实大可不必。莫言获奖等于给众人上一次心理辅导课，让我们对诺奖这个“西洋玩意儿”有比较理性的实在的态度。我们要尊重这个大奖，无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文学、政治的，毕竟相当程度上能代表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写这篇短文，不是赶风，不是贴金，对莫言我会有自己的判断。我说过，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莫言也许并非独一无二的顶尖作家（例如，我觉得贾平凹、余华作品的文化厚重感和艺术成就可能不在莫言之下），但莫言无疑是最杰出的少数当代作家之一。莫言作品并非无可挑剔。他对文化的体认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他的作品也有些描写因怪异或过于阴暗，而让人读来不快，甚至有所谓“重口味”之弊。但可以预料，莫言获奖，肯定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件标志性的大事。这件事将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当代文学素质的看法，也会促使人们多关注纯文学。
应当祝贺和感谢莫言，也感谢诺奖的评委，让沉滞的当代中国文坛有了新的话题，也因此泛起了快意的波澜。
本文首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全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莫言获诺奖的七大原因》，此处转发为后一部分，收入《温儒敏谈读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时更名为《读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温儒敏谈读书》从目录内容来看主要是面向学生群体，此文作为“名家名作导读”辑最后一种，排在张爱玲之后，是当代作家中唯一入选的。
不过莫言的书真的适合中学生阅读吗，即便要读，又有哪些具体的书或内容可以推荐呢？看完全文你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答案，因为这本身就是从以往论文里节选的，作为“导读”有点不够格，并且在网上下载全文后发现文末还有个意外收获，作为彩蛋放在最后了。
莫言获奖已经过去半年多，有些思考逐渐沉淀下来。这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约稿，让我再谈谈莫言，我想着重谈两点：一是历史叙事“野史化”，二是“重口味”的问题。
先说说莫言的历史叙事“野史化”。
“讲史说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攀附“史传”，甘作“正史之补”，历来被看作是一种很高的写作追求。一代代国人也都很习惯于文学的“叙史”功能，他们从这些叙史的作品中获得了公共的历史知识与想象。到了现代，文学未曾抛弃这种重视“叙史”的传统，不少现代作家都曾迷恋于用文学来记载历史，“感时忧国”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基调。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相互缠绕，在相当程度上，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又总是为社会主流价值及其历史观念所制约，或者直接充当这些观念的形象图说。
近百年来的普通读者已经很习惯接受这种带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叙事。如《倪焕之》《田野的风》《韦护》《蚀》《子夜》《死水微澜》《京华烟云》《财主底儿女们》《李家庄的变迁》《四世同堂》《吕梁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都力图从不同角度去呈现历史的过程。充当“正史”之补，许多小说家有“史诗”的情结。如《子夜》被称作“史诗”，就是很高的褒扬。茅盾的《蚀》和《子夜》等系列小说力图全面描写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样貌与性质，在复杂的阶级矛盾、冲突以及时代变革的叙述中贯穿了明快的社会剖析，这种写法甚至带动形成了一个流派。
往“正史”的写法靠拢，在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正统”，这种重在呈现“大历史”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作家的文学叙述和读者（包括批评家）的接受，一直都比较倾向于“正史”的叙事法则。在五六十年代许多“红色经典”中比如《山乡巨变》《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都常常是以“正史”姿态出现的叙事模式，所追求呈现的都是“大历史”，是波澜壮阔的潮流。这种叙史模式之下，所有人物事件都被赋予某种历史的含义，格外注重时间性与进化性，若把其叙事的情节简化，就大致可以看到一种线性的勾勒；还有就是总喜欢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划分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主流与支流，价值立场非常鲜明。
温儒敏谈读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不少作家开始“告别革命”，尝试走出“正史”式的文学叙事模式。如《白鹿原》写一个乡村的百年演变，不再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而是一系列的“翻烧饼”和“折腾”，是没完没了的历史劫难。这部小说在试图翻转以往的历史“目的论”，结果却滑向了古老的“河西河东说”，尽管如此，这部宣扬“循环论”的作品还是获得很高的评价，因为人们还是看重它的所谓“史诗”的努力，习惯于欣赏文学中的“大历史”。
在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文学“叙史”的流脉中看莫言，他就显得是那样的叛逆、可疑而又引人瞩目。莫言仍然有“写史”的冲动，他的小说依旧热衷于“讲史说书”。把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多部代表性的长篇连成一气，可以看到近百年中国历史变迁的风云变幻，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拿莫言的“历史”和自己原有的历史印象做比较，产生某种“历史”的陌生化。
显而易见，莫言在超越历史的叙史模式，他不再“感时忧国”，不再“说教”，甚至不再写“大历史”，他关注的大都是边缘的、民间的、日常的、琐屑的历史；他也无意构设历史变迁的大场景，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唤起原初激情及想象的人性与欲望的场景。莫言试图将“大历史”还原给民间，他要写出另一种生生不息的历史。在莫言这里，是全新的个性化的叙史方式，通常的那种二元对立的、线性的历史叙事方式被扬弃了，所谓历史中心、主体、主流被虚化了，原先容易被看作是历史的偶然、隐没在历史的夹缝或边缘中的琐屑人事，成为作品描写的主要内容，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大场面，人们见到更多的不再是历史的链条、规律，而是人性的复杂的表现。
莫言不再去正面描写主宰历史、作为正义化身的“英雄”，而将笔墨留给了凡庸人事，包括变幻年代那些不失生命野性的本色男儿和敢爱敢恨的乡间女子。莫言极其注重感觉与想象，却无意对作品中历史人事做明晰的判断，他笔下的一切往往都是正邪纠结、善恶难断、亦喜亦悲、进退无着。莫言痛快地卸去了那种作为历史代言人的重负感，他是那样的放达和自由，他在极力发挥自己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去“创造”历史。
读莫言的小说，那感觉就像读多了“正史”之后，突然接触到“野史”，别有一番陌生与讶异。历来官修的“正史”比较正规和专业，但也可能如鲁迅所说，是“涂饰太厚”，“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而“野史”虽比较零碎随意，但顾忌少，不必摆“修史”的架子，反而可能写出历史的真貌。莫言小说的“讲史说书”，就有意背离“正史”一路，刻意追求类似“野史”的那种民间的真实。历史在莫言笔下失去了庄严与明快，变得多姿多彩而又歧义丛生，面目含混而又意味深长，所谓“线索”已搅乱，“规律”无关紧要，最能激起兴趣的，是历史深处的隐秘与复杂，是历史的原生态。
这种“文学化的历史”不是被当作“常识”来记忆的，甚至不需要价值立场的裁定，你带着自己的感受去体验就行了，让灵魂在历史时空中穿梭，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是游戏似的“穿越”。莫言极大地发挥了对历史的想象力，把历史充分文学化、人性化，赋予了历史某种毛茸茸的质感，这也就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感受。这自然是莫言的成功。如果一定要从莫言的小说中抽离出某种历史观，那他的历史观就是反“正统”的，而一些外国的读者（评论家包括诺贝尔奖评委），也可能从莫言这里看到了中国作家心态与笔法的巨大变化。莫言多少顺从了这些年来形成的反思革命、解构历史的潮流。
不过，莫言毕竟只是小说家，他大概并不想提供特别的“思想”或者“历史观”。他对历史的“文学叙述”主要出于感觉，他时常放纵这种感觉，在人性与欲望的旷野里奔走，却不能停下来做深入的思索与把握。莫言的叙史既酣畅又世故，却未能给读者类似宗教意味的那种悲悯与深思，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普遍缺少的素质。
如果结合阅读感受来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莫言也有他的缺陷。也许我们会问，这位天才却又有些任性的作家刻意回避对历史的正面描述与规律的探寻，有意在“正史”模式之外尝试“野史化”的文学写作，是否无意间也迎合当下那些庸俗的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在当今“去革命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中读莫言，虽然痛快，却也可能会引发某种无常与无奈之感。
再说说莫言“重口味”的风格。
粗粮静物
现代文学史上有太多怀旧式的乡土描写，其中寄植着浪漫的情思，或者批判的眼光。莫言也执着地描写乡土，但他既不浪漫，也不满足于批判。他把自己整个灵魂沉浸到“高密东北乡”里边，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个封闭、原始、落后却又充满传奇的“小地方”，展现中国北方在历史变幻中的人情物理，还有那顽固质朴的生活方式。他更关注的并非时代之“变”，而是“变”中之“常”。不过让读者的心弦更强烈拨动的，是那种鲜明的地方风俗风味与浓重的乡土风格。在这方面，很少有现当代作家的笔致能像莫言这样放达畅快地挥洒。
“高密东北乡”已经作为文学的“原乡”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画廊，就如同“鲁镇”（鲁迅）、“北平市井”（老舍）、“边城”（沈从文）、“果园城”（师陀）、“呼兰河”（萧红）等经典的文学“原乡”，能让人过目不忘。莫言的“原乡”可谓五光十色，有乡野传奇、宗族演义、痴男怨女、英雄土匪、荡妇烈女、情色想象，一切写来都是浓墨重彩，毫不掩饰，读来令人震撼，那感觉大概如同痛饮小说中写的浓烈的红高粱酒。
在“五四”以来许多乡土作家笔下，也能看到对野蛮、原始、血腥、神秘的描写，但那多是为了怀旧、批判或猎奇，莫言却有意超越前辈作家的写法，他虽有对乡土的眷恋，却从未把“高密东北乡”当作浪漫的“边城”或“果园”，他对典雅、含蓄、静穆并不欣赏，宁愿花更多精力去刻画那片土地上的愚昧、贫弱，甚至罪恶、暴行，他始终关注的是活跃于人性“洞穴”中的那些善恶强弱，甚至还有变态。特别是在男女性爱上表现的人性种种，莫言写来往往毫不矜持，淋漓尽致，惊心动魄，极具冲击力。这样的“重口味”在现代文学中极为鲜见，却又是一种很特异的风格，只不过那些口味清淡纯正的读者不见得能接受和喜欢。
“重口味”和小说的狂欢喧哗氛围也相关。如前所说，莫言有意回避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转向边缘化、野史化，走的是志怪志人、野俚荒诞一路，格外喜欢记录稗官野史之说、刍荛狂夫之语、神魔妖孽之灵；“高密东北乡”充斥着各种古灵精怪的意象，如疯长的红高粱、勾人心魄的猫腔、风水的奇异验证、乡民的呼魂问命等，让人目迷五色，亦幻亦真。这些都不能只看作是小说叙事的风俗点缀，其实也就是这块土地上人的生存的一部分。
阅读莫言，常常会有“灵魂的探险”，让你游走于现实与梦幻之间，不时会跳出来思考或体验那种平时未能涉猎的“超验”境界。如《生死疲劳》写阴阳轮回、人畜转世，西门闹化身为驴、牛、猪、狗、猴，最后转生大头婴孩，这些轮回与共和国的历史、运动明暗映照，让人感到历史变迁背后那些民性与心性的顽固不变。《蛙》中的姑姑一生纠缠于“诞生与扼杀”，不能摆脱“泥娃娃”梦魇般的追逐，冥冥中似乎有因果报应的回声。这些摄人心魄的描写显然征用了民间风俗和信仰，让人浮想与体验，你大概不会简单地断言这是“迷信”，宁可暂时放下唯物的理论武器，把它看作是一种民间文化，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
其实，年岁大一点从农村出来的人可能会记得，在过去的乡野生活中，神奇、荒诞的传说与幻想本来就植根于现实，和现实混淆，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后来我们接受了所谓唯物的科学的教育，才逐步抛弃了这种民间文化，思维也变得光滑与彻底。而那种生生不息缭绕在一代又一代普通子民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字面上或庙堂里张扬的那些文化，它更实在，更广大，也更有生命力。莫言这类描写令人迷醉，也因为他对这种文化的感觉几乎是原生态的。
莫言对民间文化的体认与表现，处处深入到人性的洞穴，他是那么醉心地描写无意识、直觉、生命、异化、迷狂、欲望等，这一切在莫言这里杂乱无章地造成狂欢喧哗的气氛。这也是“重口味”的表现吧。莫言的小说的确有些似《聊斋》，似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又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仔细品味又都不全“像”。莫言就是莫言，他的小说所焕发出来的特有的味道已经部分更新了现代文学的文体气质。
莫言小说的“重口味”还与他酣畅粗鄙的“语言流”有关。有人说莫言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也有人说“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应当翻译为“梦幻现实主义”。不管怎样，莫言是一种惯于“激情写作”的作家，他写得很快，据说有时一天就能写一万多字。可见他写作时可能是常常坠入迷狂，他不会老是停下来打磨文字与技巧，简直就着了魔似地“自动书写”，所以称之为“梦幻写作”，或者“梦幻现实主义”也是比较合适的。
莫言如谵梦般沉迷于他的文学原乡，里边的幻想、荒诞、神魔如旋风那样和现实搅到一起，让他迫不及待要用那种汪洋恣肆、狂放迷乱、戏谑荒诞的“语言流”，以超越习以为常的僵化严酷的现实，把真真假假光怪陆离描述为一种全然流动的世界。这样的写法读起来似乎毫无节制，泥沙俱下。莫言要的就是那种放达与酣畅，这和鲁迅的反讽、老舍的幽默、沈从文的舒缓、张爱玲的华丽、贾平凹的遒劲迥然不同，和所有现当代作家都不同，他靠独特的语言与独特的素材建构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有了莫言式的极其鲜明的风格。
当然，这种风格在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文学中见不到，在现代文学中也几乎是“独一份”，这很新鲜，但很多人不会习惯这种风格，感到这是“重口味”了。有语言洁癖的读者尤其不能接受莫言的恣肆，甚至会觉得他有些“粗鄙”。而很不幸，“粗鄙”又恰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但对莫言的写作喜欢不喜欢，或者接受不接受，都只是个人的选择，不再值得讨论。只要承认并能理解莫言这种语言风格的独创性以及他凭借特别的叙事风格已抵达历史的细微之处，那就足够了。
1947年夏天高晓声从武进县龙虎塘鉴明中学高中毕业。暑假期间，与一位杨姓同学结伴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在散文《三上南京》中，高晓声说，到南京来之前，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取。其他科目倒没什么问题。但考大学要考英语。而高晓声中学阶段抗拒外语，所以英语这一科肯定拖后腿。明知考不上还要来，无非想借机到南京玩一趟。常州在沪宁线上，离南京虽不远，一百多公里，但没有很重要的原因，一个乡下孩子还是不可能来的。高晓声到高中二年级还不曾坐过汽车和火车。有一次和一个同学谈起，同学觉得可怜，便在一个星期天陪高晓声坐火车到丹阳去了一趟。常州离丹阳很近，花点车费，就是体验一下坐火车的感觉。这次到南京考大学，是高晓声第二次坐火车。下了火车要坐公共汽车。这是高晓声第一次坐公共汽车。
在南京，高晓声住在丁家桥中央大学宿舍。这期间，除了参加考试，便是抓紧时间游览南京名胜。本想去中山陵，因为走错了路，结果只远观了一阵。高晓声终生记得，到南京来时，身上本来带了两支钢笔。一支是用旧了的，一支是姨父因为他考大学特意送的礼物，新的。到了南京的第二天，旧的那一支就丢了，自己也弄不清怎么丢的。那支新的钢笔的失去，高晓声倒记得清楚，是离开南京时，从三牌楼乘公共汽车到下关火车站，在途中被扒掉的。高晓声说：
“这就是我1947年第一次在南京的遭遇。大学没考取，中山陵没有去成，钞票用光，钢笔丢光，真是被剥得光光离开。”高晓声1956年9月写了一份“自传”，现存江苏省作家协会人事处档案室。在这份“自传”中，高晓声说，大学没考取，本来有可能去当小学教师。但高晓声不愿意捧小学教师的饭碗，一心想当新闻记者。当记者要写文章，而高晓声不怕写文章，又认为新闻记者的职业自由，且容易出名。那时高晓声的父亲应该是在国民党武进县党部当秘书。1947年10月，父亲就介绍高晓声进了《武进晨报》。按高晓声1956年“自传”中的说法，《武进晨报》是一家“黄色小报”，经营得很不好，经济情况很糟糕。社长蒋克敏与高父是朋友，情面难却才接受了高晓声。高晓声去了后，蒋克敏叫他每天到父亲那里去一趟，如有什么消息就抄回来，没有就算了。高晓声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并未领取半文钱工资，连饭都是吃自己的。在1956年的“自传”中，高晓声写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
在1949年8月写的自传中，说我在这一时期染上了许多坏习气，这是说谎。当时参加工作只有一个多月，不信任组织，怕组织上认为在那种环境里，怎会不染上坏习气，才那样写的。当时报馆的同事，确实差不多都是文化流氓，我以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还具有正义感，是不耻他们的行为的。和他们也毫无交往。1949年8月的时候，高晓声已经在中共创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算是已经“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就要不时写“自传”，让组织上了解自己的行迹。1949年8月的那份自传，应该是高晓声“参加革命”后写的第一份自传了。这份自传中，交待在《武进晨报》的情形时，说自己“染上了许多坏习气”。这当然是不实之词。一个高中刚毕业的人，总共在那里晃荡了两个月，即便积极主动地沾染，又能沾染多少坏习气。1949年8月，二十出头的高晓声，不惜以说谎的方式，向组织表现自己的“忠诚老实”。而到了1956年，高晓声意识到说自己很年轻时便“染上了许多坏习气”是很严重的事情，或许后患无穷，才在新的自传中予以澄清。
离开《武进晨报》后，高晓声于1948年2月考入上海法学院，名列经济学系。这是成立于1926年的一所私立大学，位于上海江湾。私立大学学费高，家里虽然有七八亩田，也不可能供得起高晓声在上海读大学。在散文《我的家乡金三角》中，高晓声说：
“比如我到大学读书时，就在夜校里教书谋生。光靠土地，别说十亩，二十亩也不行，那时候耕作水平低，产量极不稳定。”在1956年的“自传”里，高晓声说，在上海，过着两重生活。白天在上海法学院上课，晚上到十里以外的小学校去教夜课。当时上海有所谓夜校，附着于小学校。夜校又分有两种班级。一种名曰“国教班”，教的是小孩子，每晚两小时，月薪五十六元，参照公教人员的标准发，另有每月配给米三斗、煤球两石。另一种名曰“成人班”，尽管教的也还是小孩子，但薪水只有“国教班一半”，二十八元。
高晓声父亲的一个姚姓朋友在上海教育局当国民教育科科长。通过他的介绍，高晓声于1948年2月至4月在杨树浦区通北路小学教夜校，而且教的是“国教班”。同事有一男一女，都姓李，是姐弟。到3月底，那位姚科长离开了上海。高晓声在夜校的位置马上发生动摇。大抵这在夜校教“国教班”的事儿，在当时的上海也算“美差”，一旦靠山没了，就有人挖空心思谋求取代。先是李姓同事对高晓声说，本来是两个班的“国教班”要裁掉一班，这当然就要裁人。高晓声没有理会。到了4月中旬，一天晚上上完了课，忽然有个陌生人对高晓声说，这里的“国教班”没有了，以后不用来了，再来要吃亏的。
二十岁的高晓声在上海举目无亲，当然很害怕。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而二十岁的高晓声不是冒险家，于是就乖乖听从陌生人的命令，不再到这学校来。在这杨树浦的小学校，高晓声领到两个月的工资。1948年9月高晓声又由父亲介绍，到上海提篮桥区平凉路小学夜校教书，这回教的是“成人班”。这里虽然薪水没有先前高，但工作环境好多了。平凉路小学的校长单仲范，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第一任书记，学校的同事也多是武进同乡。“所以我在那里，很有照顾。”高晓声在平凉路小学夜校一直教到1949年5月11日。
上面说的是高晓声在上海期间的“夜生活”。白天的生活是在上海法学院进行。高晓声1956年“自传”中说，到上海法学院后，最初几个月，一直穿一件带补丁的蓝长衫，黑布鞋子，平顶头，显得颇为土里土气。也许正是这副模样，引起了“进步同学”的注意，于是“进步同学”就主动接近高晓声。高晓声说：
“当时自己对现实不满，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然而整个的来说，我还只是保持了中间立场。”1948年上半年，上海的学生运动还很蓬勃，但高晓声说自己并不是积极参加者，只是偶尔参加一些集会，“参加了也只是听听而已”。1948年下学期以后，上海的学生运动就沉寂了，高晓声自然也就不参加什么运动。在1956年的“自传”中，高晓声交待了在上海参加社会组织、社团的情况。解放军渡江之后，高晓声帮助学生会在同乡同学中组织应变保管队，散发一些传单。上海法学院有一个武进同乡同学会，高晓声参加了。同乡会举办过两次活动。一次是为同乡同学毕业举办的一个酒会，高晓声参加了。另一次，是武进同乡同学会在常州龙城里小学举办了一个中学生实习班，高晓声在这里教过初一级的国语。这完全是义务性质。
上海法学院
在上海法学院还参加过一个群艺篮球队。高晓声强调，这个篮球队参加者大都是中间分子，球队没有政治色彩，除了打球没有别的活动（看来高晓声年轻时是一个篮球爱好者，后来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也留下了篮球场上的身影，这是后话）。1949年4月27日，国民党把上海所有的大学都解散了，高晓声和堂兄高卓型等几个武进人便住在平凉路小学。5月11日，上海还未被解放军占领，高晓声便和高卓型两人穿过火线回到武进家乡，“想参加革命”。高晓声说自己当时急于离开上海的思想动机是：
（一）怕上海也像青岛等城市一样，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
（二）平凉路小学有个别同事以为高晓声是共产党，其实高晓声与共产党并无联系，怕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在同事面前“丢丑”，还是及早离开的好；
（三）常州已于4月23日被解放军占领，家乡有共产党员与高晓声有联系，回乡可找出路；
（四）渴望及早看一些“进步书”。
高晓声说：
“回家以后就埋头看书。当时常州新华书店所有的理论小册子，差不多都看遍了，自然是走马观花，也不全懂，但得益也很大。”很快中共创办的苏南公学和苏南新专招生，高晓声都去考了，都考取了，最后选择了苏南新专。1949年6月29日，高晓声到苏南新专报到，算是“参加了革命”。
02以上是高晓声在1956年的“自传”中所说的在上海的情形。潘英达写于1982年的《我所认识的高晓声》一文，对上海时期高晓声的描述与高晓声的自述有所不同。潘英达与高晓声是“换掉开裆裤后不久就认识了的。从小学到中学都经常在一起，但接触最多还是进入高校以后”。潘英达与高晓声同到上海读大学，但并不是同一所学校。高晓声说自己在上海几年并无很高的政治热情，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潘英达的说法却不同。潘英达说，他与高晓声虽不在同一学校，却一同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发动和领导的一个又一个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积极参加了，还参加了“九龙事件”运动。“因为英国人折磨九龙同胞，我们砸了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为了抗议吃美国的‘救济’霉米，我们冲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上海市社会局’；也积极投入了救济涌入上海的数十万灾民的‘寒衣运动’”，而
“在这样一些搏击风暴的运动中，高晓声总是表露出一种少有的热情和兴奋，像是即将抓着久已向往的什么。”潘英达说，由于校外活动太多，花费也就超出预算。常州、武进地区在上海各高校读书的学生发起筹办“书画义卖展览”，想弄些钱解决在上海的生活问题。潘英达、高晓声等是主要筹办人。颇具规模的“书画展览会”于1948年暑期在常州开幕。潘英达、高晓声等人白天接待参观者和购买者，晚上就睡在展览室的地板上，
“罗曼蒂克地谈着明天，不无夸饰地谈着将来的自己。我们忘情地陶醉在热切的向往中，忘记了身处白色恐怖统治的常州，先是轻轻地齐声唱起当时进步青年常唱的‘团结，就是力量……’，继而提高声音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当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些斗争策略，把下面一句‘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改唱成了‘年青的中国青年们’。虽然我们都不懂音乐，但都能唱得合乎节拍和音调。只有高晓声夹在中间唱得最‘不入调’。有人劝他不要再唱了，可只要大家一哼开，他就赶紧插进来。恐怕世界上没有比他蹩脚的歌唱演员了，然而他唱得专注、深情，是用不易为人觉察的一腔热情歌唱那即将到来的明天。有人担心他的大嗓门会找来麻烦，就劝他放低点调门唱，可他回答：‘怕什么！怕就不要唱，唱了就不怕。’”潘英达描绘的高晓声的政治形象，与高晓声的政治自画像，显然有差别。如果是潘英达记忆有误，那倒很好解释。如果高晓声当年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认识，确实如潘英达所言，那高晓声在1956年的“自传”中就是刻意改写自己当年的政治形象。在那个年代，如果刻意在政治上“拔高”过去的自己，那也很好理解。但如果是刻意“矮化”过去的自己，就有些费解了。
高晓声说从上海回到常州后，把新华书店里的理论小册子都读遍了，并且得益很大。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理论小册子，对高晓声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晓声报考中共在苏南创办的学校并最后选择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这些理论小册子，应该有并非可以忽略的关系。
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就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新哲学”。而所谓“新哲学”，就是通过中国左翼理论家之手相当程度上中国化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主义”。抗战期间，左翼理论家就编写了大量的宣传这种“新哲学”的小册子，不但在中共占领的区域普遍发行，也向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渗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上争取了众多青年知识分子。
艾思奇
从抗战时期开始，中共军队每占领一地，立即便开办“新华书店”，而出售宣传“新哲学”的小册子则是“新华书店”的主要任务。一个在1945年从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的高中生，晚年回忆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鬼子侵占上海，而：
我和三四个要好的同学，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影响下，一天天觉悟起来，积极要求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我们经常到福州路等地方的旧书摊、旧书店去，寻找和购买了许多进步的文艺书籍，互相交换着阅读。如鲁迅先生和邹韬奋的著作，以及巴金、茅盾、郭沫若等的著作。我们还购买到了许多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昌浩等写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等。每个人都购买到了三四百本这类书籍，堆满了家里的书架，秘密地相互交换着阅读。有一次，我们还买到了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如获至宝，偷偷地夜以继日地阅读着，几天就看完了。这书使人们了解到，在遥远的革命圣地延安和全国许多解放区里，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心底里充满了激动和无比的向往。我们遵照着地下党同志“要多联系同学”的教导，经常把各种进步书刊介绍给一些同学看，还组织了小型“读书会”活动，完全沉浸在革命的激情里。慢慢地，使我们不仅认识了帝国主义，也认识了“万恶的旧社会”，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中国的贫穷和衰弱，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封建势力及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我和同学们认识到，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彻底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权，才能“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在二年多时间里，我们共联系和团结了20多个同学，并在1945年春天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到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们二十几个学生，分散着偷偷地从上海乘火车到了镇江，渡过了长江，和党的地下交通站接上了头。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背着行李，步行了好几天，穿过了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苏北解放区的中心地区之一的宝应县安丰镇附近的农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分配我们去苏中公学学习。我们一群不满20岁的青年学生真像一群孤儿，回到了久别的母亲的怀抱，心情万分激动，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我们这些同学参加革命以后，除了有二个同学，因为害怕艰苦生活和家庭拖后腿，不久就回到上海外，其他人都在解放区坚持了革命斗争，并参加了共产党。全国解放后，都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像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在一大堆小册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在那些年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左翼理论家们编制的这些小册子，对于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实在功不可没。
从上海回到常州的高晓声，眼前当然有多条道路可供选择。潘英达说，他当时对高晓声选择苏南新专是并不理解的：
“热切的期望终于实现，家乡在1949年插上了红旗。再也不用憋着嗓子唱‘你是灯塔’和‘团结就是力量’了。我们尽量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可是高晓声倒反显得冷静了。一次，他对我说，他要去报考新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我一听，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觉得自己读了正儿八经的高校，再去读一个短期训练性质的学校，有什么意思！他却若有所思地说：‘我要去考’。仿佛他考虑得很成熟而且很有把握。当时全国尚未解放，大军正在南下。在刚解放的苏南平原，党和政府急需解决的正是如何收拾国民党逃跑后留下的烂摊子。老高在当时考虑并果断地报考苏南新专，藉以取得组织关系走上工作岗位是完全正确的。”高晓声在1956年的“自传”中说，从上海回到常州后，就埋头看书，当时常州新华书店里所有的理论小册子，“差不多都看遍了”，虽然不可能字字句句全都懂得，但毕竟“得益也很大”。新华书店里的理论小册子，当然就是左翼理论家编写的宣传“新哲学”的书籍了，当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昌浩等人的《社会科学教程》，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一类读物了。既然“得益也很大”说明高晓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这些理论小册子的影响。而他终于选择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无疑与这众多理论小册子的影响分不开。
这些理论小册子，篇幅很小很小，但所讲的道理却很大很大。
03所谓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是在淮阴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迁到无锡后的称名。
日本投降后，“为适应向解放区输送新闻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同意范长江同志的建议，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紧接着，由《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兼采编谢冰岩牵头，筹办新专的具体事宜。1946年2月3日，《新华日报》（华中版）上刊登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招生简章》，内容如下：
一、宗旨：培养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各项人材（才）。二、学科：设编辑、通讯、电务、印刷、新闻行政五科。三、暂定二百名。四、十八岁以上之男女身体健康，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经审查合格者得入本校（进电务、印刷两科者十七岁以上身体健康初中肄业或具有同等程度即可）。甲、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力）者。乙、曾经服务新闻机关而具有相当文化水平者。丙、经华中各地新华社或各分区报社保送者。五、报名：甲、日期，自即日起随到随考。乙、手续，向各地新华社支社各分区报社或淮阴城内本校报名处报名，经审查合格即可介绍至本校。六、考试：甲、口试；乙、作文一篇。七、待遇：讲义文具膳食由本校供给。被服衣着及一切日用品自备，但已参加工作者者照原机关待遇。八、毕业期限，暂定六个月。九、工作：毕业后由本校负责介绍工作。十、开学日期：二月十五日。校长：范长江副校长：包之静教育长：谢冰岩以上是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学员王良佐在《关于华中老一期》一文中披露的情况。这个招生简章公布考试方式很特别：“随到随考”。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组织统一考试，实不可能，于是便来个考一个。
王良佐说，由于形势需要，华中新专第一期实际上于1946年2月9日开学。第一期实际招收学员140人。原定学习期限六个月，第一期实际上只学习了三个月便宣布结业了。所有人都分配了工作，“分赴战地前线，紧张进行采访报道工作”。
因国共内战剧烈升级，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以三个月时间培训了第一批学员后，没有接着办第二期。直到1948年，“华中局势好转”，《新华日报》华中版也恢复，于是华中新专也宣布复校。复校后的校长为俞铭璜，副校长徐进。4月间开始招生，五月间学员才得以集中。由于战事影响，到6月底才在射阳河边的千秋港举行开学仪式。后来，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学校迁到淮阴市区与淮安之间的板闸镇，第二期学员在此结业。
《新华日报》华中版
第三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便向江南转移，1949年4月初出发，5月初渡江，到无锡后将学校建在惠山脚下，更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由中共苏南区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兼任校长，徐进任副校长。“6月初，配合新区宣传工作，全校出动演出《王贵与李香香》歌剧，在工人和学生中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6月中旬第四期招生，也是到无锡更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后首届招生。报名者一千三百多人，原计划招收一百八十人，后增加到二百五十人。七月初开学。校部设教育、注册两科，一个秘书室；教育科下成立校刊室和图书室。
学员以八十人左右为一班，分为三个班，班以辅导室负责领导同学学习和生活。8月底，苏南区委号召下乡，苏南新专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都参加无锡农村工作团，在乡下三个多月，十二月底回校。1950年1月起，又继续业务学习，业务学习两个月后，又进行一个月的“共同纲领”学习。4月底，这一期学员结业”。
高晓声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无锡招收的首届学员。当然，也是最后一届，因为苏南新专只招收了一届学员便停办了。这一届学员，连下乡的三四个月也算在内，学习时间为十个月。
苏南新专最奇特的做法是男女学员混住。半个多世纪后，当年的新专学员回忆学校生活时，还每每提及此点。林楚平在《“却顾所来径”》中说：
“新专与其说是新闻学校，毋宁说是新型学校。教学没有教室，没有课桌黑板，学生的年龄与学历参差不齐，老师与学生平起平坐，尤其离谱的是男女学员混合居住，等等。”龚振夏在《不懈的追求——也谈新专的凝聚力》中说：
“学习是集中听大报告，小组讨论称消化，联系实际写小结，一年之后有鉴定。睡的双层铺，单人床位却是双人胝足而卧的，男女同舍，享受的是每月四两早烟一斤肉。”陈心如在《我与新专新专与我》中说：
“新专的学习和生活是非常独特、紧张而新鲜的。同学们按班分组，每组有男有女，以组为单位，同居一间寝室，除了上大课外，讨论、学习、娱乐均在该室，大家相处如兄弟姐妹一样，十分融洽。”王荣祖在《心间长棵常青树》中，把情形说得更具体：
那时，每班学员七八名，男女合住20多平米的宿舍。竹床分列四周，各有一层薄纱蚊帐隔离。但是，胸怀壮志待酬，高尚情操持重，彼此间朝夕研读，相互尊重，诚结纯洁友情，毫无邪心俗念。即使下乡四月，有的仍男女共住一所草舍民居，从来不曾引发群众的闲言碎语。这种移风易俗的气魄，出自高尚的道德观念与严谨的自律精神。过后数十年中我与人举例谈及如此优良风范，有的直当“天方夜谭”般神奇。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任中共南通市委书记的吴镕，在《我的同学高晓声》中说：
1949年4月，苏南解放。原本在淮阴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移师无锡惠山之麓，更名为苏南新专，招生二百余人。高晓声和我是同班同组，朝夕相处。他生活比较散漫，不拘小节。当时学校里聚集一批人才，后来名家不少。如北京作协主席的小说家林斤澜，在校时就爱喝点小酒，那时没有工资，有次付不出酒钱，就用几张邮票给酒店付账。高晓声也有点放浪形骸，不大整洁，我们批评过他。因为当时学校是男女同居一室。我们组宿舍里住六男三女，尤其是夏天必须衣冠楚楚，以蚊帐为男女之大防。校长是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汪海粟，他动员时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我们也应该是最纯洁的，为真理而斗争；男女同居一室，可以互相帮助，重活男生做，缝缝补补洗洗女生可以帮忙。学习终了，也未发生什么桃色事件，可以证明大家很听从汪校长的教诲。这在今天似乎不可设想，都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却那么循规蹈矩的。男女混居，显然并非因为住房紧张。因为男女别居，未必就多占房子。这样安排的目的，应该还是为了“移风易俗”，为了“改造思想”。
新专的学员享受供给制，也就是吃饭不要钱。戴鸿文在《难忘的回忆》中说：
那时，我们都是享受供给制待遇。有时大米供应不上，曾一连吃过40天面粉，有时面条有时加工馒头，行军中一时来不及加工，只能吃面疙瘩糊浆，但菜肴还是丰盛的。04王荣祖在《心间长棵常青树》中还说：
“解放初期的革命学校，重点在思想改造。这种被当时有人讥讽为'洗脑筋’的生活，听来似觉紧张枯燥，其实却十分活泼丰富。”对学员进行思想改造，无疑是苏南新专这类学校的首要的任务。
高晓声这一期学员，于1949年7月1日开学。当年的学员萧风在《难忘惠山情》一文中回忆了开学初的情形。
“孙葵君同志担任我们一班的辅导员，上海人，他和罗列、陈方等同志曾在苏北主持过华中大学新闻系（引按：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曾改名华中大学新闻系）二期的学习。7月1日晚上，他第一次跟我们讲话，讲了许多从前在老解放区进行学习的艰苦情形，事例具体感人。”这让我们知道，7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是各班辅导员在晚上召集班级开会，并讲话。
“7月2日下午，汪克之同志向全体同学讲话，从明天起，开始预学一星期。7月3日上午，他向同学们作了预学的第一次报告，题为《革命学校的民主生活介绍》，一口气讲了几个钟头，精神十分饱满。”所谓“预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入学教育”吧。
“7月4日第一次早操集合，辅导员孙葵君讲了些注意事项，接着介绍焦彬、伍阳、吴英铭、陈东等同志与大家见面。7月4日下午，副校长徐进同志向全校同学作报告，讲题是《革命学校青年问题》。”“7月6日，教育长罗列同志作报告，题为《群众观念与劳动观念》。一星期的“预学”结束了，开学典礼还没有举行，直到7月11日才举行开学典礼。此前数日，则是“各班都在辅导员的推动下，加紧排练开学联欢晚会上的演出节目。”似乎是为了排练节目，才拖到7月11日举行开学典礼。7月11日的开学典礼上，来宾很多。校长汪海粟
“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同学们勤奋学习，为人民的新闻事业作贡献。副校长徐进同志报告教育计划，人事机构等问题。”“7月14日，正式学习开始，校方安排的学习内容是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时间是两星期。““预学”应该算政治教育，而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其实也是政治教材。所以，整个七月，其实都是政治学习、思想改造。
“1949年8月，本校全体干部响应苏南区党委的号召，下乡工作。于8月18日离开惠山本校，编入无锡农村工作团，12月19日返校学习，历时整四个月。”下乡进行组建农会、催交公粮一类工作，当然是一种政治活动，也属政治教育范围。12月间回到惠山本校后，才开始“业务学习”“业务学习”两个月后，又是一个月的政治学习——“共同纲领”学习，然后就结业了。所以，高晓声这些人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十个月，主要是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
校长与副校长
高晓声本人对苏南新专的生活，所言甚少。重返文坛后，高晓声写了不少文章回忆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遭遇，但并未有专文回忆在苏南新专的情形。在1956年的“自传”中，对这十个月的情形略有交待。这“自传”是向组织说明自己的历史问题，苏南新专这一段历史当然不能略过。1998年，苏南新专校友会向校友征集回忆在校生活的文章，最后编成《五十年情缘》一书，由吴镕主编。高晓声自然在征稿范围，也的确写了一篇《我的简史》。
五十年情缘——华中、苏南新专纪念文集，吴镕主编，1999年版，点图查看电子版
《我的简史》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我出生在江苏武进农村一耕读之家。比一般农家孩子优越的地方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学作品，所以很早就萌发作家之志，但是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反对我考中文系，以免受困于陈蔡之间，我只得去读经济。”然后第二段说：
“还未读完两年经济，1949年7月我就到苏南新专来了。因为这毕竟接近我的志愿，但当时也并未想到这就是投机革命，就算我当作家的志愿达到了，蚍蜉也撼不动大树，新专毕业出来就分配到苏南文联筹委会。”关于在苏南新专情形，只有第二段开始的这几句，此后就是谈从苏南新专结业后的经历。就这几句关于苏南新专的话，还语焉不详、欲说还休，似乎话中有话。《五十年情缘》这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回忆苏南新专学习生活过程，大都热情澎湃，对惠山脚下这所短期存在过的学校无限怀恋，而高晓声态度则与其他人形成强烈反差。高晓声似乎不愿意回忆这段经历。
有几个苏南新专的同学谈及了这时期的高晓声。吴镕的《我的同学高晓声》是在高晓声去世多年后写的纪念高晓声的文章。其中关于高晓声“有点放浪形骸，不大整洁”的文字，前面已经引用过。吴镕文章又说：
高晓声似乎从来就有文学天分。他自己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却又对社会生活上一些细节观察入微。举个例子，他有时到街中心坐着看人着装，那时兴中山装。他半天发呆似地看下来，发现百分之百的人不扣风纪扣（中山装领口上两个铁丝搭扣），百分之八十几的不扣第一颗扣子，百分之二十几的不扣下面最后一颗纽子，五颗纽子主要用了三颗。这似乎近似今天流行的西装穿法。日后高的小说里，一些细节描写生动细腻，就得益于他平时的细微观察。如果吴镕的回忆是真实的，那倒的确能说明高晓声天生具有小说家的素质。
李文沛的《当年生龙活虎的篮球队》，回忆了苏南新专篮球队的活动。李文沛与高晓声不在一个组，但都参加了校篮球队：
因打球而彼此交往甚多，友谊较深的，还有高晓声和徐惠卿。我和高晓声不曾在一个小组待过。同他渐渐相熟，还是我们在礼堂听课、听报告的休息时间，都喜欢在笔记本上涂写些玩笑话。我发现他的字写得粗壮老练，全不像他人那样瘦小。后来一起打球，接近便更多了。他个子虽小，打球却很灵活。只是我总有点担心他身体不够健壮。一场球下来，总见他剪着短发的头冒着汗珠，脸上微微带点青灰色。看起来好像有几分病容。新专毕业，他分配到苏南文联，我则在人民电台，两处相隔仅数百米。虽然不再一起打球了，往来却仍然很经常。后来，他随单位去南京，再后来便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他的那段经历。于是音信沉沉，完全消失了关于他的一切消息。在长长的分离中，也曾op.bag9x.cn/LP0ME经偶然地梦见过他，在梦里出现的竟然是理着短发，一头汗水，带几分病容的他在一片阔大的水面游泳，心里直为他能否坚持而着急。高晓声1950年查出患有肺结核病。李文沛说高晓声脸上有病容，这时候，可能的确已经病了。
陈椿年的《忆记高晓声》一文，以这样一段开头：
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一班的驻地去食堂，中途必经一片篮球场。清晨、黄昏和中午，我路过时经常看到有几个学员在练球。其中有个小矮子，玩球时动作特别灵活，腾挪躲闪，指东投西，紧张得努起嘴唇瞪大眼睛，模样很好玩。但是我不爱体育，也懒得做球迷，所以我和这小矮子素无往来，只知道他也在一班，叫高晓声。看来高晓声年轻时的确是篮球场上的健将。
谷天在《开国前后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了下乡期间的一些事情。“1949年8月中旬，我们——苏南农村工作团的一个小组，由杨墅镇下伸到该镇北面的一个小城堡式的村庄”，这是无锡与武进交界处，“同组的同志有伍阳、何乔、吴镕、高晓声、徐惠卿、崔寅元、徐惠秋……”。一天下午，何乔樨匆匆从队部赶回来，传达上级通知，说有一小股“匪特”今晚将路过这里，要大家提高警惕。
当时，这个小组住在一家逃亡地主的大院里，西北角还有一座炮楼。小组配备有两支老掉牙的“三八式”步枪，几颗子弹和几个“土造子”手榴弹。吃过晚饭，何乔樨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分一支枪、两枚“土造子”，由他率领，护守大院；一拨都到炮楼上和衣而卧。上炮楼的这一拨中，崔寅元嚷着要拿枪，就由他拿着。“大家先是低声说话，后就默默地厮守着。”
午夜时分，远处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于是，崔寅元端起枪就向外放了一枪。“大概徐惠卿觉得把匪特招惹过来不好对付，用无锡话高喊：不要乱打枪，等近些再打！机关枪准备！”“可是一切又恢复万籁俱寂。好不容易到东方发白，我们端着枪，握着手榴弹，小心翼翼地巡视地主大院四周，结果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发现。”
谷天说，入冬后，由新专学生组成的苏南农村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征粮。“1949年冬由于商人的囤积，加上大量部队、干部集中于上海及苏南一带，使这一带的粮食很紧张。因此，秋收过后，大力开展征收爱国粮的任务，便落到我们头上。”但一开始只有少数农会骨干、积极分子交粮，其他人没有动静。
一天，谷天所驻村的农会主席说有户富农家中有粮却不肯交，于是他便带了两个民兵赶到这户人家。到了这富农家中，只见主妇正端着半碗南瓜在吃。谷一说交粮，她便说家中口粮都没有，尽吃南瓜。“我窝着一肚子无名火——那发火时不顾后果的劣根性一下子从心里发出来，接过民兵手中的一支‘三八式’，朝天开了一枪”并限令三天之内交粮，而枪声一响，那女人“吓得面色惨白”。第二天，这家就把公粮送到了区里。
05高晓声本人，在1956年9月的“自传”中，是这样交待在苏南新专的情形的：
在苏南新专学习和农村工作的阶段：参加革命主要是谋取个人出路，再则是空空洞洞地向往着“革命”这个概念。在那样一个革命的大浪潮中，自己也是充满了热情的。到新专以后，什么都丢开了，就是一心向前。思想很简单，个人问题没有去想，表现很积极。到8月初就打了个人入团报告，如果不是因为马上要下乡，很可能就批准了。中旬下乡工作，开始也表现得不差，但在碰到凌寿松（新专学生，后来在苏南日报工作。“镇反”后调“苏公”学习，历史上有问题，现整编回家了）之后，问题就发生了。凌当时有一些反动言论，我没有听，但他谈到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却触发了我。自命是个大学生，现在受文化水平底（低）的党团员领导，有什么出息！之后就很不满意自己的小兵地位，情绪上与组织对抗。但也就在此时，在工作中具体感受到共产党确确实实是为人民的利益打算的，因而相信了共产党。但自己究竟没有改造，在农村工作中，替群众争取减免，争得很利（厉）害，好像只有我最能体谅群众疾苦似的。农村工作以后，回到新专学习，表现还是不好，生活散漫，不满党团员，牢骚很多。当时其实对革命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行为很不好，但行动上不肯转变，怕人笑我投机。为了表现骨头硬，不出卖朋友（指在周围的落后分子），就坚持落后下去。思想上很苦，急切希望离开新专，准备一切从头做起。高晓声在“自传”中关于在苏南新专时的情形，所写的就只有这么多。其时苏南新专学生都争相写入团申请书，所以高晓声也在入学一个月后申请入团。所谓“替群众争取减免”，应该指征粮过程中替农民说话，尽量让农民少交一点粮，而且“争得很厉害”，如果真是这样，那高晓声在校期间的政治表现就有些与众不同。
章品镇在《关于高晓声》中，谈及了高晓声在苏南新专时下乡期间的一件事：
1949年的下半年，他在“苏南新专”学习。学校组织工作队去无锡乡下搞民主反霸，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乡政权。到了选举阶段，领导上要大家保证选出经领导研究确定的候选人。他不同意这种办法，觉得应该放手让群众选。可是那个时候青年中绝大多数人是组织上怎么说就怎么办的，他当然孤立了。选举的结果，组织上选定支持的人得五十一票，他心目中的人得五十票，不少群众也不同意，纷纷来找他，于是他领导“擅自”开了会，而且接着大家就去大队部请了愿，事已至此，只得重选。结果他看中的当选了。虽然事实证明另一些同志的工作不深入，他还是立即被调回了学校。这是还没有跨进50年代的事，他只受到了谆谆的告诫。此事的真实情形不知如何。如果确如章品镇所说，那高晓声后来的张罗“探求者”并因此遭难，实在并非偶然。
生活作风散漫，思想上不能与领导意图和现行政策保持一致，这大概是高晓声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期间留给人们的印象。
1950年5月初的一天，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举行毕业典礼。
“清晨，全校到处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各班各组的学习、生活场所，清洁整齐。饭厅兼大会堂布置得焕然一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宣传部长、我们的汪海粟校长，我们的徐进副校长，以及《苏南日报》新华社苏南分社、苏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负责同志，都来到惠山，出席这次盛会。大家济济一堂，热烈而欢快。”毕业典礼上，陈丕显、汪海粟当然发表讲话。然后，由副校长徐进宣布毕业分配名单。全体学员有三个大的去向。第一个去向是苏南日报编辑部和经理部，以及无锡等地的其他新闻单位，这一个方向分配的人数最多；第二个去向是苏南各地党委、县委宣传部，或基层区委（担任宣传干事）。第三个去向，是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即将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士改运动。
高晓声被分配到苏南文联筹备委员会，应该属于苏南区委这个去向。毕业典礼结束后，全校大聚餐。
“这是在校时最丰盛，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聚餐。席间，同学们欢声笑语，畅谈在新专度过的难忘的日子，难忘的友情。大家频频举杯祝酒，互道前途珍重。”下午，全校同学分班分组摄影留念。
“晚上，是今天活动的高潮。学校举行了最热烈的，也是全校师生全体聚会的最后一次晚会。各班都表演了最精彩的文娱节目。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则是晚会结束时，同学们满怀激情，齐声高唱的《新专毕业歌》。”“嘹亮而豪迈的歌声，振奋着每个即将离校奔赴新工作岗位的学子的心。它唱出了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参加革命队伍的热血青年的共同心声。”高晓声当然也参加了这一天的种种活动，但情绪应该不像其他人那样兴奋、激昂。5月9日高晓声到位于无锡新生路上的苏南文联筹委会报到。在1956年的“自传”中，高晓声说，自己到苏南文联筹委会后，处世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专时，常和人家争吵，到文联后，不和群众争吵了。”二十二岁的高晓声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懂得吸取教训了。在1956年的“自传”中，又说：
一到文联，表现就不同了，下决心不发一句牢骚，不和同志们闹意见，这都坚持做到了。初到文联时，不晓得文联是搞什么工作的，自己还和新专的人赌气：“哼，在学习的时候，你们说我落后分子，现在我们比比工作吧！”所以积极搞好工作，领导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期间，高晓声是“落后分子”，是那几百号人中的另类。高晓声是憋着一口气到工作岗位的。
1950年12月，高晓声父亲被逮捕。高父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县党部秘书，抗日时期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罪名应是“历史反革命”。高父被捕后，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这应该也是高晓声人生中一件大事。高父五年徒刑期满后，留在溧阳的一个劳改农场工作。在1956年9月的“自传”中，高晓声这样交待了父亲的事情：
1950年12月，政府逮捕了我的父亲，我要把我知道他的情况向当地法院反映一下，王怀泽叫我不用这样做，他说：“如果需要，法院会来向你了解的，否则，你就不用反映了，反映不深刻，反而有麻烦。”我居然就听了他。而且在1951年3月8日，我姨母来哭着要我回去，我还竟然回去探了一次监。可是自己还认为，对反革命的父亲的被捕，自己不曾动摇过，一切都做得很好，真是荒唐！（我和父亲的感情过去就不好，他的反革命的具体罪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采取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在被捕时，我认为既然政府逮捕他，那就说明他有反革命罪行，待后来判了刑，我的想法是劳动改造是改造人的一种方法，目的是使人新生——我和父亲一直没有联系。）这番关于父亲被捕和判刑的说明，遣词造句其实煞费苦心。王怀泽是其时苏南文联秘书。高晓声强调，自己本来是要主动向法院反映所了解的父亲的情况，但被王怀泽劝阻了。这表明自己是支持并愿意积极配合政府对父亲的惩处。但自己在姨母的哭求下去探了一次监，这是丧失立场的表现，但却并非主观故意，因为主观上，“对反革命的父亲的被捕，自己不曾动摇过”。自己与父亲“感情过去就不好”，这说明自己从小就与父亲划清了界线，父亲被捕也好，判刑也好，自己一开始就毫无抵触，就完全理解。最重要的是，“我和父亲一直没有联系”，这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
90年代以来，严家炎先生致力于金庸武侠小说研究，不仅在北大开出金庸专题课，而且出版、发表《金庸小说论稿》（北大出版社，1999年1月）一书及论文、谈话多篇，应该说，“金庸专家”当之无愧矣！以严先生对文艺理论及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厚学养，人们理当对他的金庸研究寄以厚望。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严先生的金庸研究一开始便未能出之一颗“平常心”，一开始便把金庸封成了“文学革命家”，把他的武侠小说推崇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见严氏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时的贺辞，1994年10月25日）。
这样一种完全不符合金庸武侠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在文学界引起了一片哗然。北大著名教授严先生何以对金庸如此情有独钟？这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严先生参加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的评点工作，但这个“评点本”却遭到了金庸先生的毁约和侮辱，他甚至影射、攻击包括严先生在内的“评点者”不过是“小学生”水平（见金庸关于“评点本”的谈话，《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14日）。
即使在蒙受了此等奇耻大辱之后，严先生依然不改初衷，在刚刚发表的《以平常心看新武侠》（《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仍然对金庸武侠小说大唱赞歌。严先生口口声声教诲别人“以平常心看新武侠”，而他自己对新武侠却是一点“平常心”也没有。毫无疑问，严先生对金庸武侠小说倾注的热情太多了！综观严先生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吹捧，主要集中在如下十个方面：
（1）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2）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学的‘全能冠军'”；
（3）金庸武侠小说有助于“文化生态平衡”；
（4）武侠小说（包括旧武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而且可以引导人们走向革命（例如女作家杨沫和北大学者汤一介）；
（5）“五四”以来的作家、学者（如瞿秋白、郑振铎、茅盾等）对武侠小说的批判都是“左倾幼稚病”；
（6）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借阅是“极左路线”；
（7）“社会呼唤新武侠”，侠义精神有待新武侠小说去培养；
（8）“北大”（袁按：应为以严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教授！）捧金庸代表了北大一贯的“校风”和“校格”；
（9）金庸武侠小说已成“文学经典”，金庸已是一个“文学大师”，《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足可与阿Q媲美；
（10）金庸武侠小说毫无“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因此，他赢得了数以亿计的读者，这是一个奇异的“阅读现象”。
全面剖析严先生的这些“高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涉及的只是他对鲁迅和老舍某些作品的误读。
1鲁迅的《铸剑》是纯正的历史小说，而不是什么“武侠小说”
严先生说：
“（鲁迅）1926年写的《铸剑》，可以说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论稿》，25页）
在严氏看来，小说中只要出现了“侠士”，就一定是武侠小说。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逻辑！
《铸剑》，原名《眉间尺》，是鲁迅的第三篇历史小说，写于1927年（非1926年），收入《故事新编》。这篇小说是鲁迅根据魏曹丕《列异传》、晋干宝《搜神记》等古籍所载干将莫耶夫妻为楚王铸剑的传说故事加工而成的。
这些记载虽有版本之异，但主要情节是大致相同的：干将是一流的铸剑人，楚王命他为自己铸造宝剑。剑将铸成，干将对其妻莫耶说（大意）：剑交楚王之后，楚王一定会杀掉我，因为他不会容许我再为别人铸这样的宝剑。因此，我特意铸成了宝剑两把，我将雌剑献给楚王，而将雄剑埋于山上松树下。我今生见不到咱们的孩子了（当时莫耶刚刚怀孕），孩子出生后，你把他养育成人，让他持雄剑杀掉楚王，为我报仇。干将献剑后果被楚王所杀，而其遗腹子赤鼻（即眉间尺）成人后得客人之助为父报仇，杀了楚王，尺、客、楚王三人同归于尽，三头在鼎中厮杀啃咬，以致面目全非，只好一起下葬，称为“三王冢”。
显而易见，这则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既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也充满了复仇主义精神。1926年3月18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血腥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惨遭杀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鲁迅的一些学生又惨遭杀害。
这些“血的游戏”激发了鲁迅的复仇主义精神，《铸剑》就是这种精神的艺术化。这篇小说写得很成功，他把握了传奇故事的神髓，写得惊心动魄，活灵活现，既高度赞扬了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复仇主义精神，也塑造了眉间尺、黑衣人（即原故事中“客”的发展）、楚王等人的生动形象，是一篇比较公认的优秀历史小说。
自小说发表以来，近七十年间，其历史小说的性质从未遭到怀疑和挑战，也未有任何人将它移人武侠小说中。严先生的确是“始作俑者”。而严先生的强作解人，恰恰是丝毫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武侠小说是一个特定的文学范畴，有自己特定的含义。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唐宋传奇中的一些篇章，但它的长足op.bag9x.cn/KY3H7发展则在晚清。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古代的武侠小说称为“侠义小说”，而第一本有影响的长篇侠义小说则为《三侠五义》，刻行于1879年（光绪五年）。后经文学家俞樾改写加工为《七侠五义》。
小说主要笔墨即写“三侠”、“五鼠”之辈
“率为盗侠，纵横江湖，或则偶入京师，戏盗御物，人亦莫能制……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显然，作为较早的“侠义小说”，《三侠五义》尚有较多的生活气息，人物也还有性格，文风亦以“粗豪脱略见长”，故得“于说部中露头角也”。“侠义小说”发展到清末民初，终于泛滥成灾，“侠义”的成分越来越少，“武打”的成分越来越多，以致于分宗立派，打打杀杀，恩恩怨怨，血染江湖。在艺术上则陈陈相因，辗转传抄，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走上了绝路。“五四”新文学所以要扫荡旧武侠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蝴蝶派），正因为它们的泛滥成灾扼杀了中国文学的勃勃生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作为“五四”新文学（特别是新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当然不会也不屑去写武侠小说那样的东西。他身体力行的文学原则是“为人生”、“改良人生”，反映现实，健全人性，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创作方法上，他早期张扬浪漫主义，“五四”时期则更多提倡写实主义。他的《呐喊》、《彷徨》便以写实主义为主，而《故事新编》则回荡着浪漫主义激情。《补天》、《铸剑》、《理水》等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铸剑》为例，它写了复仇，歌颂了下层人民正义的复仇精神，但它有明显的社会内容而非江湖恩怨；它塑造了“黑衣人”这真正的侠义精神的结晶，但他却不是武功高强、打打杀杀、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客”；更重要的是，它用浪漫主义方法写现实生活内容，和清末民初那些武侠小说的胡编乱造、不食人间烟火更不可混为一谈。如果硬要把《铸剑》这样扎扎实实、地地道道的纯文学创作，纳入和它根本不搭界、不相容的武侠小说中去，岂非将带来文学创作及研究的一片混乱？鲁迅岂非也要死不瞑目吗？！
2《断魂枪》是纯正的写实小说，也不是什么武侠小说
像《铸剑》一样，老舍的名篇《断魂枪》也被严先生划入了武侠小说的范畴。他说：《断魂枪》压根儿就是武侠小说，因为他是老舍要写的武侠小说《二拳师》的一部分（见《论稿》25页）。
《断魂枪》写了一个老镖头沙子龙保镖事业的没落和心境的悲凉，小说最成功处在于将这种悲凉心境渲染得恰到好处又十分到家。这位老镖头心如明镜：保镖业不行了，这碗饭不能吃了，自己已经到了英雄末路，自己的绝活儿“五虎断魂枪”已无用武之地而只能收起了。小说只用了一个细节：他坚决不教慕名前来学艺的孙老者“五虎断魂枪”，但在夜深人静时，他却“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
很明显，小说写的是老镖师对当年保镖威风的“回想”，而不是这种保镖事业本身。如果老舍不是写这种“回想”，而是写那种事业，《断魂枪》则肯定是武侠小说无疑矣！《十二金钱镖》、《七剑十三侠》、《三侠剑》……不都是以保镖为题材的武侠小说吗？无奈老舍感兴趣的不是那种事业，而是老镖师英雄末路时的心境！这种悲凉心境，并不限于老镖师，它可以适用于一切末路英雄，只不过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这样一来，篇中的老镖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保镖侠客，而变成了一位生不逢辰的、洗手不干的、充满悲凉的、英雄气短的普通老者，他的保镖生涯早已结束了。他的冒牌弟子王三胜等想学他的“五虎断魂枪”，想让他重振雄风，重上江湖，然而他不干；孙老者登门学艺，想学他的“五虎断魂枪”，他更是断然拒绝。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艺术描写，严先生竟然视而不见，非要老镖头重上江湖不可。严先生对武侠事业的执著，远远超过了王三胜和孙老者！严先生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不错，老舍先生说过：
“（《断魂枪》）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见《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一文，收入《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这段话，严先生如获至宝，大做文章，一下子便把《断魂枪》归入了武侠小说。可是，“求胜心切”的严先生却露出了太多的破绽。第一，我们要问严先生：“武侠小说”《二拳师》为什么没有写出来？严先生不会不知道，《断魂枪》收人《蛤藻集》，编成于1936年10月，出版于1936年11月。其时与抗战爆发尚有约一年之久。以老舍的才华与多产，他在抗战爆发前完全可以写成或基本写成《二拳师》。然而，除了《断魂枪》这“一小块”之外，老舍一个字也没有写。
何以至此？严先生没有回答，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有意回避？其实，回避也回避不了。老舍没法写！在东北沦亡、华北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老舍还有心思去写打拳卖艺、保镖行侠？老舍虽然不愿过问政治，但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民族大义看得尤为重要。《二拳师》胎死腹中这恐怕是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即使《二拳师》写出了，会是什么样的武侠小说？老舍会拾人牙慧，走《十二金钱镖》、《七剑十三侠》、《三侠剑》……之类的路子吗？就《断魂枪》这“一小块”看，绝不可能。要写，也一定会独辟蹊径，把武侠小说生活化、写实化、性格化，而不再是打打杀杀，血染江湖那一套。也就是说，旧瓶新装酒。然而，谈何容易！有鉴于此，才高八斗如老舍者也只好畏难却步了。“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不正是一语破的，活画了老舍的创作困惑吗？
严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不多问两个为什么？尤其是，既然《二拳师》没写成，为什么还非要把《断魂枪》说成为武侠小说不可？为什么闭眼不看《断魂枪》的创作实际？“一小块”是什么样的“一小块”？“一小块”等于胎死腹中的《二拳师》吗？至于说老舍小说中“经常活跃着一两个侠客的影子”；话剧《五虎断魂枪》的主人公依然；连《猫城记》中的大鹰也属这类人物……更都属严先生明显的误读，根本不能成立。
金庸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他曾不止一次声称：武侠小说是娱乐性作品按天十倍配资平台，不宜评价太高。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研讨会上，面对“万古云霄一羽毛”（指金庸）之类的谀词，他还一再表示“不敢当”。然而，以严先生等为代表的几位内地学者却执拗得很，非把金庸捧上天不可。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学术上的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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