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原和李人林早年都在47军共事。那是1951年，李人林调过来当政委，黎原已经是军属某师的师长。部队很快就动身去朝鲜如何炒股，两人一起处理了不少战斗上的事情。李人林负责政治工作，黎原主抓前线指挥，大家慢慢磨合，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抗美援朝那会儿，47军打了不少仗，两人经常靠开会、传报告来保持联系。李人林一到前线，黎原就常跟着，向他汇报部队的状况。回国以后，李人林转去地方搞建设，黎原还留在军里，升了副军长，再后来又回47军，顶上了军长的位置。
李人林脱下军装后，俩人依旧保持联系。他出差碰巧经过军区，老部队那边就得去看看，黎原则趁着开会的机会跑去拜访。李人林在地方搞基建，时不时带点消息过来，黎原也会讲讲部队的训练动态。这份联系搁着好几年，始终没断过。
1978年，基建工程兵的领导机构正式挂牌，李人林做了主任，谷牧则兼任政委。年末，黎原从兰州军区副司令调过来，担任第一副主任。表面上级别一样，实际工作内容可变了，从纯军事野战部队换成了施工兵种。
基建工程兵1966年为三线建设成立，负责国家重点项目。部队分布在全国各个工地，归军队和国务院双重管辖。经费靠自筹，不靠国防预算，这点跟普通部队可不一样。李人林早年参与筹建，对工程管理很在行。
黎原刚到时，两人分工还算明摆着。李人林负责大局和跟外头的对接，黎原则盯着部队内部的事儿。头几个月，开会的时候意见大体一致，部队的任务推进得也还挺顺利。外面的人都觉得，这俩老搭档再联手，肯定没啥问题。
日子一长，两人管理上的分歧慢慢显露出来。黎原觉得，部队毕竟是军队的架子，纪律和训练必须得紧跟着，干完活还得抓队列和内务。李人林则想着，官兵白天忙活重活，强度已经够大了，再硬加军事训练容易拖工期。
有一次班子会议上，讨论训练安排，黎原坚持要加些科目，李人林则主张先保住工程进度。虽然双方没明着吵，可会后一回，各自还是硬撑自个儿的意见。下面单位接到指令不一，执行起来难免有点乱套。
分歧不只在训练，还涉及干部使用。黎原发现有些提拔越级，不符合程序，就书面向谷牧反映。谷牧兼职，主要精力在国务院，反映内容传回后，李人林觉得这是针对他，工作中开始有隔阂。
部队一线传来消息，战士们白天干活儿，晚上还得集合，身体撑不住。李人林就调了一些规定，黎原则是非得按规矩走。这文件一来一回地批，耽误了不少时间，班子效率跟着受了影响。
1981年，矛盾越闹越大。李人林提起黎原之前写过的一篇内部文章，说里面带着政治倾向，还指着他在干部问题上搞拉帮结派，想推动撤掉黎原十二大代表的候选资格。黎原拿到通知后，表达了保留意见，要求组织一查到底。
那会儿，班子开会气氛相当冷清。黎原还是忙着日常的事儿，李人林则绕道子安排活儿。军里渐渐传开风声，部分干部态度有点模糊，配合起来变得不大顺溜。
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黎原没当上代表。按当时的规矩，没选上的人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就不保留了。同年8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部队进行了整编转业或是集体安置。
部队撤销之后，大部分老干部按年轻化的要求选择离休。黎原也办了离休手续，李人林则继续管着善后工作，直到机构彻底撤销。此后两人不再一块儿干，旧日感情就这样渐渐褪去。
这事儿透露出那阵子部队转型搞经济建设的那些复杂状况。基建工程兵啥都得管，既扛着枪还得掂量经济账，两种想法难免撞个满怀。李人林更看重工程效益，黎原则坚持军队本色，俩人都从自个儿的经历出发讲道理。
基建工程兵的时间没多长，1966年到1982年，也就十六年。撤销了，主要是军队要精简，应付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把施工任务交给地方企业去干。
两个人的分歧没能化解，错过了在过渡期摸索出平衡点的机会。事后看来如何炒股，市场化趋势占了上风，部队番号被撤销，人员大批转到相关部门或者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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